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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面粉厂:内迁合肥的杜月笙工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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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邓光祖,1934年出生于江苏泰州,1949年来到上海谋生,后进入上海华丰面粉厂工作,1956年随厂内迁至合肥面粉厂,主管生产调度工作,直到1995年退休。

   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内迁合肥的企业中,合肥面粉厂应该不算一个很大的企业,但这企业的来头可不小:其前身是著名的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的企业;而且,民以食为天,在百废待兴刚解放的合肥,合肥面粉厂的成立无疑为当时的国计民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    建起合肥第一高楼

    1934年,我出生于江苏泰州,新中国成立那年我迁到了上海,并于1953年成为上海华丰面粉厂的一线工人。从1954年起,为了响应中央的沿海企业内迁政策,在上海市委筹划指导下,我们厂的设备和工人陆续迁出上海,两年后,我和我的爱人也随厂来到了合肥。

    上海华丰面粉厂位于苏州河南岸。说起这个厂,就不得不提及旧中国炙手可热的上海滩青帮大亨——杜月笙。因为不满足于自己的黑社会身份,杜月笙就把黑手伸向了工商界,既能让他的名声变得“正派”,又可以谋得更多利润。他在1945年盘得了华丰面粉厂,实现了他打入面粉界的第一步,他的最终目标是左右上海、江南、江北数省市的面粉生意。然而上海的解放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,华丰面粉厂最后由人民政府接管。

    新中国成立初的上海有13家面粉厂,华丰只算中等。因为面粉厂和其他工厂林立,已经超过了上海的实际需要,又考虑到内地的建设需求,同时也是为了转移沿海的企业,以粉碎蒋介石“反攻大陆”的阴谋,于是包括我们华丰面粉厂在内的部分企业内迁合肥。

    起先,公司就动员我随厂到合肥。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,因为上海那时候就有400多万人口,找份工作很不容易。后来他们又得知我识些字,就把我安排到了负责迁厂事宜的筹备组工作。筹备组只有20多人,先到合肥考察筹建的只有两人。1955年的12月,才有一部分职工家属迁到了合肥。在这之前,安置我们以及外迁来的模型厂、搪瓷厂、针织厂的职工与家属的联合宿舍也修建完毕。而我是在1956年才搬到了宿舍,这一住就是36年,直至1992年我购买了一套商品房。联合宿舍就在今天三十八中东面的大通路旁,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些老房子有些还在那里,虽然当初生活艰辛不比现在,连自来水都要凭牌供应。但我今天时不时仍会回想,毕竟那是我奉献出青春的地方。

    我很清楚地记得,我们厂确切的搬迁工作开始于1956年4月20日,厂里的机器设备都由我负责拆卸、装箱、编号和调度。由于设备庞大,拆成的零部件也十分繁多,要把它们分门别类装到不同箱子的工作量是很大的,这其中最大的箱子有3米多高,最长的箱子将近9米,一只只满载的箱子足足装了76节火车皮!浩浩荡荡地从上海发往了合肥。

    这其中还有过一个小插曲,因为药水弄的巷子窄,有些大箱子运不出来,于是我们不得已拆了五六间民房,所以整个搬运的成本还是不小的。刚到合肥的时候,为了保障我们的搬迁工作,合肥市政府特别封锁了铜陵路,以维持现场秩序,并启用了大型吊机,即使是重达5吨的设备也能顺利进厂。但那时的合肥还仅是一个5平方公里、5万多人口的小城,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,连一家像样的肥皂厂、火柴厂都没有,唯一有的是一家生产农具的小工厂。

    当时,我们新建的六层高约33米的面粉厂大楼曾一度是合肥的最高楼,比当时的省委大楼还要高一层呢。因此,我们这些厂的迁入大大地带动了合肥的工业发展,解决了合肥及周边地区多年来面粉匮乏的难题,事关国计民生,对安徽省的建设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。

    安徽最大的面粉厂

    在我们这个面粉厂内迁以前,当地的面粉大都是农家在石磨上推出来的,生产效率自然很低。整个安徽省也只有蚌埠有一家面粉厂,但是它毕竟产量有限,大多数面粉都供应到了淮北一带,能够摊到合肥地区的少之又少,远远满足不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。所以当我们的机器运作开来,把面粉源源不断地供应到了市场的时候,大饼和油条就不用像过去用小麦麸子做了,白面馒头也能端上了餐桌,老百姓都欢呼雀跃,拍手叫好。我们这些面粉厂的工人也发自肺腑地自豪,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。

    不过,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经济困难, 制定的面粉标准也比现在宽松得多,有个说法叫“九二米,八一面”,所谓“九二米”就是100斤稻子打出92斤米,“八一面”就是100斤小麦打出81斤面,因此生产出的米面远没有现在的精细,但是一斤面只要6~8分钱,老百姓大都买得起。由于产量大,我们生产的面粉还支援了六安、淮南、安庆等地,大大缓解了蚌埠面粉厂的供给压力。一般而言,我们一年的面粉产量约在100万斤,由三个班倒换,24小时无间歇开动机器。当时曾有人计算过,如果生产出的面粉都用小板车装运,每车120斤左右的话,一辆辆车子连起来,可以从工厂所处的合肥东门连接到大西门。当时一斤面的加工费是1毛,按年产量100万斤算,产值就是10万元钱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,我们厂的工人数量也一度达到了顶峰,由内迁时的133人增加到了500人之多。

    到了1978年,改革开放初,我们面粉厂的经营模式从原来的“代加工”转为“按价拨付”,即从粮食局买进粮食,加工完毕后再卖给粮食局。这样一来,我们赚取的就是来回差价,打破了以前按计划生产的僵局,生产的积极性就提高了,利润当然也增加了。

    我们原来在上海生产的面粉是“财神”牌,后来迁到了合肥,就没有了牌子,直到1986年,我们面粉厂又从瑞士布勒公司引进了一批新的机器设备,成立了新的车间,才取名为“雪花”牌。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,对面粉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升,于是过去的“八一面”跟不上时代需要,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精细度的面粉,要知道现在的小麦出粉率大都也是60%—70%。

    可以说我们厂不仅解决了合肥的民生问题,还促进了周边几个工厂的发展。以前我们厂的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,70年代中期,当时我们厂早已经更名为合肥面粉厂,有个美国专家亨利专门考察了我们厂,对我们厂机械设备的保养工作啧啧称赞,说明我们的保养方式得当,工人的操作经验丰富。另外我们还有一套完备的修理机器,在合肥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,那时刚刚兴起的搪瓷厂、制药厂等设备还都不完善,需要我们为他们的机器修理和维护。

    当时和平路上有一家软木厂,就是我们帮他们解决了通风设备的难题。因为我们有一个7米长的车床,能够生产他们无法生产的大型部件,所以过去合肥面粉厂是享有很高声誉的。

    很多人都想进面粉厂

    因为厂里的效益不错,我们的福利待遇在东门工厂一带也是比较好的,逢年过节都会发放不少生活用品;工作相对来说又比较轻松。所以,当时有不少人都想找人进面粉厂工作。

    工作之余,我们厂职工的业余文化活动也开展得不错,我还记得在我们厂对面有个三联学校,白天我们劳动,晚上就上夜校,补充文化知识。厂里曾成立过一个小剧团,让职工们自娱自乐,下乡演出,让我们这些管理调度、平时不与外界接触的人也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放松一把,只可惜到了1962年小剧团就停办了。

    我一辈子都在合肥面粉厂工作,一干就是40多年,直到1994年退休。1997年,因为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原因,合肥面粉厂生产陷于停滞,前途岌岌可危。于是在省市领导的支持下,合肥面粉厂与双墩面粉厂实行资产重组,股份合作。作为面粉厂的老职工,我听到消息后,就把自己精心培育多年的一盆米兰,送到了正忙于企业改制的筹备组办公室,代表了我和工友们对企业改制再生的美好祝愿。合肥面粉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渐渐从人们的脑海里淡去,我也只是在闲暇之余回想这段往事。

    我有时还到当年的面粉厂和联合宿舍的所在地转转,和健在的老工友们聊聊年轻时的工作趣事。看着老房子一天天破败,最终倾倒,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。合肥面粉厂虽然不在了,但它却见证了合肥工业发展的轨迹。现在工厂林立,楼越盖越高,马路越修越宽,人口愈加增多,合肥从当年的小城也变成了现在颇具规模的都市。现在交通也发达了,我人虽在合肥,也能时不时回到上海和我的亲人们团聚,这大概就是安享天伦之乐吧。